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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磊哥说书】

作为经济研究者，我们不得不承认，对于未知世界的经济行为，我们并不知晓，更无从想象和预测。

郑磊

对经济学感兴趣的人很多，这是一个门槛很低的学科，但也存在“鄙视链”，比如研究新古典经济学的主流学者看不起其他经济学派，喜欢用计量和数学方法的看不起用轻松易懂语言和定性分析写文章的经济学家。而经济学者又分为理论派和实践派，有学院经济学者和市场经济学者之分，更不用提待在象牙塔里研究经济学的人，和云山雾罩侃经济的草根派了。

但是，所有以经济学研究为生的人都会有共同的困惑：经济学是不是科学？该怎样研究经济学才有价值？这个问题属于经济学方法论范畴，几乎每个学有所成的经济学家都有自己信奉的研究方法论。笔者从事经济研究20多年，逐渐对这两个问题有了一些模糊认识，最近读了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的《经济学的修辞》和《经济学的叙事》之后，觉得答案更清晰了。

现代经济学因追随量化、实证的研究方式而自视为一门科学，这是近百年经济学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有些高校早已把经济学专业当作“理科”招生了，学术论文里如果不使用数学模型或计量方法就“不入流”。麦克洛斯基却敢于一针见血地指出：经济学是文学性的；经济学家并非专家，而是使用修辞技艺的说服者。这个观点并非稀少，诺奖得主希勒近年出版了《叙事经济学》，为凯恩斯写传记的斯基德尔斯基在《经济学怎么了》里指出“数学语言必须被视为说服艺术的一部分，而不是论证艺术”。

如果经济学里的数学模型和计量方法不属于论证，这和作者的观点不谋而合。《经济学的修辞》剖析了保罗·萨缪尔森、加里·贝克尔、罗伯特·索洛、罗纳德·科斯、威廉·福格尔等经济学家的文章，指出他们在论证时大量使用“隐喻”“类比”“诉诸权威”等修辞的事实。麦克洛斯基希望经济学者能够反思其对科学研究的定义。她担忧经济科学的主流已变成统计检验的沙盒游戏。

作者没有全盘否定经济学具有一定的科学性，而是认为好的科学也需要好的语言。她呼吁经济学家对修辞予以重视，从而将经济学重新带回到以人类为主体的对话中。提供基于对经济学语言理解的最基本的语言修辞构架,使人们可以更快、更容易、更好地理解经济语言。这就是基于隐喻和叙事的经济学，也是希勒教授那本书尝试的方法。

麦克洛斯基指出，经济学会用到四种修辞技术，分别是事实（fact）、逻辑（logic）、隐喻（metaphor）、故事（story）。前两种与后两种修辞，在可靠性上具有极大的差别。在自然科学研究中，数学模型是一种论证方法，而在经济学里就是一种隐喻。尽管很多经济学家一直自以为在使用科学，实际上一直在使用修辞。比如“经济起飞”，经济怎么可能起飞？这个隐喻的最初发明者，无非是想表达衡量经济的GDP数据有向上趋势。而面对新经济现象时，很多学者用的是类比方法，比如将传统金融市场和产品形态映射到数字经济，提出“数据要素市场”、“数据信托”等。今天的经济学研究，无论是数学模型还是隐喻方法，都是不假思索地直接引用，最终得到的必定是一个并不真实存在的东西。几乎没有人会仔细考虑这样的隐喻是否恰当，使用这些隐喻的理由是否充分。

如果经济学家的自信都建立在隐喻和修辞基础之上，那么自己的判断就会出现重大偏误。

作者坦承有头脑的读者会感到疑惑，既然问题如此“明显”，这么“简单”，以致“无须讨论”，那学者为何还要喋喋不休、没完没了呢？真正的情况往往是，当学者使用这一类表述时，多半正是因为心里很没有底，所以要诉诸一个含混的权威来支持自己。换言之，当说“很清楚”时，往往正是心里“很不清楚”的表现，正因为如此，在说完“无须赘言”之后，马上又是一大堆的“赘言”。

作为经济研究者，我们不得不承认，对于未知世界的经济行为，我们并不知晓，更无从想象和预测。这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复杂之处。社会在不同发展阶段有不同的特点，真正能够抽取出来，进行高度概括的规律并不多。好的经济学家是能够把当前经济现象解释清楚的人，他们更懂得说服的艺术，尤其是把经济学的隐喻融入到故事之中，使得故事更加丰富而动人。好的经济学家就像一个会讲故事的人，精心剪裁可以相互映衬的故事情节，起承转合，环环相扣，最终让我们觉得收获了一个完整全面的景象。

我们不必期待经济学家指明未来发展的方向，经济学论文发表其实只是经济研究的一部分，作为经世致用之学，经济学也应该能够预测和指导在未来短期的实践活动。既不能解释当下，又不能准确预测明天的经济研究，是不合格的。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单纯依靠事实和逻辑，不可能构建起这样一个行之有效的经济学框架，经济学家必须直面这个现实。好的经济学家，就是在该用隐喻的时候用隐喻，该用故事的时候用故事，尽可能地保证整个叙事妥帖，而不要为模型而模型，为逻辑而逻辑。

好的经济学叙事和修辞，需要沟通多个学科领域的丰富知识，从这个角度来说，成为一个优秀经济学家是很难的。古典经济学家来自各个领域，当时也还没有独立的经济学分类，这种多元化孕育出了经济学之花。凯恩斯对合格经济学家提出了这样的评价标准：“他必须在各个方面都达到相当的水准，然后把这些很难捏合在一起的各种天分融为一体。在某种程度上，他必须既是数学家又是历史学家，同时还是政治家和哲学家。他必须在研究现在的同时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他必须富有激情，追寻目标而又排除先入之见”。

（作者系深圳经济学者）

本报专栏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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